來源:《有巢氏房屋黨建》
  我講三個問題,第一個是關於話語權,第二個是關於正義,第三個是關於進步買屋中國。
  關於話語權。先講個例子。在去年一次與拉美班學員座談時,哥倫比亞一名上校發言說,你們中國人過去支持的哥倫比亞游擊隊,現在都在販毒賣房子,你們現在發展很快,有錢了,不應該對我們作一些補償嗎?
  他講完後,我方學員一片啞然。我想,我得說幾句。我說,首先,中國的確支持過很多國家的民族解放鬥爭。國家要革命,民族要獨立,人民要解放,這是20世紀的歷史洪流。聯合國成立時成員國只有40多個,21世紀初時成員已經達到190多個,也就是說整個20世紀有150多個國家獲得獨立解放,這是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巨大進步。我問那位上校,你說中國支持哥倫比亞游擊隊,你知道我們還支持過南非的曼德拉嗎?後來的曼德拉成了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,東方西方把他捧到了天上,但當年對這個非國大青年領袖、非國大軍事組織負責人,有誰幫助他?他最艱難的時候,是中國給了他最大的支持和幫助。可當時的美國人、英國人在乾什麼呢?英國前首相撒切爾夫人終生厭惡曼德拉;美國支持當時的南非政權,就是因為美國中央情報局的情報,曼德拉才被隨身碟抓住,關了27年。美國當年支持的西班牙的佛朗哥、韓國的李承晚、伊朗的巴列維、智利的皮諾切特、南越的阮文紹和阮高祺,都是聲名狼藉的獨裁者。美國的這些記錄今天就忘記了?美國當年實行種族隔離政策,被追捕的黑人領袖威廉·羅伯特跑來中國避難,他的兒子小羅伯特就在中國人民大學附中上的學,這不是中國的支持?可以說,中國主持了國際正義。至於說一些人後來跑去販毒或乾其他什麼事了,那是他們自己的事,與我們支持的初衷和目的毫不相干。中國支持所有國家爭取民族獨立的鬥爭,這是我們的責任,中國在整個20世紀為世界的發展和進步提供了正能量,無須道歉或補償什麼。那位哥倫比亞上校聽得很專註,頻頻點頭。晚宴時他過來握手,說很感謝,沒有想過我講的這個角度。
  共產黨人主持了人類的正義、社會的正義,這是我們話語權。我們是正義的嗎?我們主持過正義嗎?我們還將為正義而奮鬥嗎?今天一些人對這些問題產生了動搖,還要“懺悔”。甚至有的人覺得“兩頭真”——參加革命前是真的,今天退休了是真的,中間跟著共產黨乾的這一段成了假的。就像黃永玉畫的那幅諷刺漫畫:“這個人的一生:正確的+錯誤的=零,白活了”。還有一些人熱衷於以小博大、以偏概全,用小考證顛覆大歷史,用局部之真顛覆歷史之真,把民族解放、人民革命的大時代隨身碟描繪為大災難、大悲劇。這種扭曲心態,哪裡還能感覺到一絲一毫的社會正義?
  我覺得,共產黨從建立之日起,從“打土豪、分田地”到為人民服務、實現共同富裕,都體現了對社會正義的追求。這是我們的資本,是共產黨民心歸一的力量源泉。我們今天講話語權,當然需要語言技巧和傳播技巧,但是最根本的影響力來自對社會正義的主持。這意味著什麼?意味著需要挺身而出,需要大義凜然,需要在原則面前的堅定性!
  我正在寫一部電視紀錄片《血性軍人》的腳本,其中一位典型人物是我們軍事學院戰略教研室主任王三欣。這位我軍優秀的教育工作者,最後倒在了講臺上。最近看材料,知道他年輕時的理想是“嚮往當一個梁山好漢”,“當個打抱不平的英雄”。這是典型的那一代共產黨人對正義的追求,哪像我們今天的一些人,路見不平掉頭就走,哪有什麼拔刀相助啊!這種頂天立地的正義感消失了。對除惡的擔當、對平等的嚮往、對正義的力挺,是那一代共產黨人最強大的力量,一旦失去這種英雄氣概、擔當精神,必然是綏靖的空氣、委曲求全的空氣、是非不清的空氣、“活麻雀比死老鷹強”的空氣。
  同樣的,一些人認為經濟發展就是一切,用利益取代正義。我覺得,這是對黨的工作重心的片面理解。就像恩格斯批評第二國際伯恩斯坦時所說的:“運動就是一切,目的是沒有的”。只要增長,不在乎正義,最後導致原則模糊不清甚至喪失。“一切通過發展來解決”成為普遍的思路,“以空間換取時間”成為普遍的方式,用錢來擺平一切,行不行?我覺得不行。
  共產黨人不能放棄原則性、失去堅定性。一些人主張要加入富國俱樂部。去年底在一個學術討論會上,某著名大學的一位學者公開講,中國人要有富人心態,要加入富人行列、跟富人在一起,不要老跟窮人混在一起。這種心態和論調,居然可以登堂入室!這讓我想起1997年參觀美國西點軍校時的情景。當時美國駐華陸軍副官胡伯中校陪同我參觀,他是西點軍校1978年的畢業生。西點軍校的紀念館內陳列著上甘嶺537.7高地和597.9高地兩個模型。胡伯中校指著模型對我說,這兩個高地你們只有兩個連守衛,而我們七個營輪番進攻,就是攻不上去,這是為什麼?
  是的,我們當年守住高地,只有兩個連,而在今天,還有沒有這樣的精神高地?還有沒有這樣堅強的隊伍?還能不能在炮火硝煙中看到仍然高揚的旗幟?今天一些人在思想解放、社會多元的旗號下,主動地、全面地、大張旗鼓地棄守高地,“告別革命”,甚至還有人提出“你是站在政府一邊,還是站在老百姓一邊?”如果是到了這一步,那麼毛澤東當年提出的“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”這個命題再次出現了,這是我們共產黨人今天必須面對的歷史性拷問。
  一位軍職幹部跟我講,前幾年參加會議,一位領導推薦大家看一本書《忠誠與背叛》,講當時的地下黨一些骨幹腐化叛變、出賣組織的故事。這位軍職領導跟我說:“他講這些話的時候,眼中淚花閃爍,我們當時都很感動,我回去要求給大家每人買一本。可是今天他也出了腐化問題,我該怎麼給幹部戰士們解釋?!”他問得很誠實、很尖銳。一位高級領導幹部,如果失去信仰和人格的約束力,同樣會陷入萬劫不復的泥潭。蘇軍戰將朱可夫在二戰勝利後擔任駐德蘇軍總司令期間,把德國的油畫、貂皮大衣、水晶器皿搞了好多回來。克格勃向斯大林舉報,說朱可夫貪污。斯大林就派他出差,克格勃乘機去家裡搜查,把財物全部拉走上報。朱可夫回來一看事已至此,給斯大林寫了一封信,沉痛不已。最後署名都不敢提蘇聯元帥的軍銜、陸軍總司令的職務,就寫“布爾什維克朱可夫”,只要求保留他的黨籍。你不能說朱可夫不能打仗,可是沒有自律和監督制約機制,特別容易出問題。同樣,我們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接近民族復興的目標,但也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面臨精神危機。因此,習近平總書記一再強調要堅定理想信念。
  中國共產黨的命運,掌握在中國共產黨人手裡;中華民族的命運,掌握在中華民族手裡。我們今天講話語權,我們是否還擁有強有力的思想武器?是否在精神上已經被人繳械了?能不能也向全世界提供精神產品?今天一些人在外面到處尋找“思想武器”。中科院一位領導同志說,里夫金的《第三次工業革命》是什麼?信息技術與能源結合就是第三次工業革命了?明顯是忽悠嘛。對這本並非嚴謹的書我們竟然如此重視,連里夫金本人都感到吃驚。這是什麼問題呢?不接地氣地“山寨”別人的思想,能解決中國的問題?沒有自己的思想,我們何談掌握話語權?
  關於正義。正義離不開精神高地,離不開捍衛這一高地的鬥爭精神。共產黨人最有力的精神就是鬥爭精神。
  1949年6月,被迫下野的蔣介石在他的家鄉檢討自己的失敗,他把共產黨的優點概括為七條:第一、組織嚴密,第二、紀律嚴厲,第三、精神緊張,第四、手段徹底,第五、軍政公開,第六、辦事調查,第七、主義第一。這是我們的對手概括的共產黨的力量——真正的力量、最大的力量。丟掉這些,只會喪失自己。香港回歸時,一些人跑了,覺得共產黨的鬥爭精神太厲害,後來一看沒什麼動靜,又都回來了。“一國兩制”的前提是“一國”,但一些人只記住了“兩制”,忘掉了“一國”。今天香港問題的關鍵是什麼?我認為是去殖民化。任何一個過去被人家統治、今天獲得民族獨立的國家和地區,都要進行大量去殖民化的工作。你看看,印度、韓國,再看看老蔣到臺灣後的去殖民化。印度獨立後,德里、孟買、加爾各答這些城市,英式拼法全部改成印式拼法;老蔣到臺灣後,日語教育取消、日本教材停用、日本名字不許再叫了。李登輝原來叫“岩里政男”,老蔣不讓他叫了,只好又叫李登輝了。而香港幾乎沒有這方面的動作,維多利亞灣今天還叫維多利亞灣;麥理浩道今天還叫麥理浩道。行政體制、司法體制、教育體制、學校教材,都未觸及。這是“一國兩制”嗎?國民教育教材無法實施,全世界所有國家都必須實行國家體制、憲法、國旗、國徽、國歌的基本教育啊。一些人打著前殖民地旗幟游行,這真是其他國家未曾出現的奇景。從某種程度上說,這是內地問題在香港的反應,是一些人對鬥爭主動權有意無意地放棄。今天不少黨的幹部不想抓、也不會抓黨的建設,不想抓、也不會抓思想建設,不關註社會的公平正義。一些地方黨委書記的重點放在招商引資、土地出讓、項目開發上,黨不管黨、政不議政,忘掉正義,喪失純潔,全部動力只剩下經濟驅動。
  《白鹿原》作者陳忠實講過一句話,很深刻。他說,我們今天缺乏的不是思想,而是思想的力度。我們今天思想太多了,東方的、西方的,古典的、現代的,什麼思想沒有啊,但沒有力度。什麼叫思想的力度?毛澤東說:馬克思的思想勢如破竹,魯迅的思想勢如破竹。勢如破竹就是力度。同樣,毛澤東思想也勢如破竹。勢如破竹的基礎在哪裡?第一,植根於中國大地;第二,能夠找到解決這塊土地上發生問題的辦法。古希腊的普羅塔哥拉講,大腦不是一個等待填滿的容器,而是一個需要點燃的火炬。中國共產黨人最有價值的工作,就做點燃人們大腦的火炬。馬克思列寧主義最有力的武器是批判,真理是在批判和鬥爭中實現的。而我們今天一些同志放棄了精神上的武裝,如果這樣下去,我們還能感覺到自己從事的事業是正義的嗎?
  共產黨人不管職位高低,首先要做一個有正義感的人。你不主持正義,沒有原則,有誰願意跟你走?今年初我給《人民日報》寫評論,引用了抗日戰爭期間最黑暗、最困難的時候一位學者說的話:只要少數之中的少數、優秀裡面的優秀,不肯坐以待斃,這個民族就總有希望。共產黨人就是這樣的優秀分子。這樣的共產黨人,才能真正帶領全民族前進。
  關於進步中國。我們今天的機遇前所未有。可以從幾個方面看:
  首先是國力的全新起點。2004年我們的經濟總量超過意大利,成為世界第六大經濟體;2005年連續超過英國和法國,成為世界第四大經濟體;2008年超過德國,成為世界第三大經濟體;2010年超過日本,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。這是歷史性的變化。1978年鄧小平訪問美國,想籌5萬美元都作難,銀行費大勁才拿來;他1988年春節在上海,問上海的領導同志財政節餘還有多少?朱鎔基實實在在回答,還有30億。小平同志說:好,我全拿走。朱鎔基同志急了,說小平同志你全拿走,我們上海春節怎麼過?小平同志說,你過不了春節,你知道全國還有多少個省市過不了春節?你看1978年、1988年我們的財政狀況就是這樣。你再看看今天,每年財政收入都在10萬億人民幣以上。這種發展、這種變化,毫無疑問是我們國力的全新起點。
  第二,軍力的全新起點。富國強軍,是多少代中國人的夢想啊!我們家底子薄,國防建設長期在低水平循環。小平同志當年設想,什麼時候我們GDP達到1萬億美元時,拿出100億美元投入國防,就能大大改善裝備,提升戰鬥力了。現在我們的國防投入已經達到小平同志當年設想的10倍多。毛澤東、鄧小平當年設想的富國強軍最終都沒能實現,而今天正在實現。我們已經走過了軍隊建設的瓶頸,進入了一個黃金髮展時期。到陸軍、海軍、空軍、二炮部隊看看就知道,武器裝備明顯改善,軍人待遇顯著提高,軍事能力逐步增強。中國航空工業集團的董事長林左鳴講,我們以前與美國空軍的差距叫望塵莫及,今天可以叫望其項背了。再用20年、30年,爭取做到並駕齊驅。這是中國航空人的雄心壯志。這是前所未有的歷史性進步。雖然今天中國社會各種的缺陷、弊端都存在,但進步是無可否認的。
  第三,國際關係的新起點。中國今天已經成為世界經濟發展和增長的中心之一,國家經濟狀況、外匯儲備、人民幣匯率、股市行情、國內政策調整等等,深刻地影響世界。今年兩會上周小川行長和易綱外匯管理局局長那場記者招待會,可謂字斟句酌、謹小慎微。為什麼?因為今天中國央行行長一句話會影響中國股市、影響全球股市。我們雖然從來沒有像今天這麼接近民族復興的目標,但也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面對巨大的風險。我們就像一個攀岩者,已經攀得很高了,但是要進入一個反斜面,才能登頂。所以,我們今天講問題中國,決不否認進步中國,我們的進步是歷史性的。今天思想解放的進步,也是歷史性的,過去我們不可能像今天這樣暢所欲言地討論問題。
  (本文系金一南在《經濟導刊》專題座談會上的發言   選自2014年第8期《黨建》雜誌)
(編輯:SN146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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